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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去法定代表人或轉讓股權是否構成規避法院強制執行

2020/4/10 11:26:50 查看:1216次 來源:韓春明

  有限公司是德國為了配合中小企業的迅猛發展,而創設出來的一種既具有強大融資功能,又能最大限度發揮投資人經營積極性的公司制度。有限公司具有強烈的人合性,已成為世人皆知的不爭事實。縱觀世界各國有限公司的改革趨勢來,有限公司的資合性將漸行漸遠,而其人合性將越發凸顯。實踐中,外部債權人跟有限公司(中小企業)的交易,很大程度上依賴對該公司大股東或法定代表人其本人的信賴。而公司大股東或法定代表人在不能履行債務的時,又往往有限公司獨立的法人人格為由盡可能與債權人脫鉤,甚至在被法院判強制執行后,辭去法定代表人或轉讓股權以此達到完全與被執行人劃清界限,實質上規避法院執行的行為。

  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控股股東規避執行概述

  所謂的規避執行,就是指在人民法院審理、執行活動中,被執行人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或其它利益,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故意避開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或者利用法律的漏洞,采取不當的手段惡意轉移財產或者其它財產性權益,逃避執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的行為。

  對于認定規避執行的標準、對規避執行行為的界定,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對此均未有明確規定。最高院僅在《關于認真貫徹執行〈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的通知》中,對部分規避行為的認定稍有所涉及。該《通知》明確:“因被執行人的虛假訴訟、虛假仲裁行為,致使相應的法律文書被依法撤銷,或者被依法裁定不予執行,就認定為被執行人具有以虛假訴訟、虛假仲裁方法規避執行的情形,從而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該《通知》采用的是依結果判定論,即相關法律文書被依法撤銷或不予執行,即可認定被執行人的行為構成規避執行。而對于造成上述后果之外的規避執行行為當如何判定,該《通知》沒有明確。

  根據法律界所普遍遵循的“不得拒絕裁判”原則,無法可依的困惑,并不能成為執行裁決法官對此拖延裁決或不以下判的理由。為此,執行法官必須根據相關的法律原理和對公正正義的良性認知,就不同的規避執行行為,適度賦予其判定標準和判定方法,這已成為執行裁決部門一項十分緊迫的課題。因規避執行基本由目的與手段兩部分相互組成,司法實踐中,法院判斷其構成標準可歸結為兩項:即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

  二、規避執行主觀要件的認定

  對于被執行人在主觀方面規避法院執行的判斷,主要由執行裁決法官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客觀行為予以推定。因規避執行行為方式各異、方法多樣,故對其主觀評判的標準也不盡相同。法院評判的最終指向目標應當是:被執行人是否存在有規避法院執行的目的和主觀故意。對其予以衡量和判斷的方法和標準則為,相應行業從業人員的通常性判斷標準,以及社會一般公眾的普遍性認知要求。實踐中就是判斷相應治理人員轉讓股權和辭任法定代表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常理。

  對于有限公司股東的變更而言,在通常情況下,當將是否有利于增強公司的人合性,作為衡量股東是否善意轉讓股權的重要標準。

  被執行人公司原有的兩名股東具有很強的人合性。公司經營狀況較之先前并未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突然將其名下所有的股權全部轉讓給他人,且一并辭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為有悖于增強公司人合性的常理。雖其先去除股東身份、再辭任法定代表人的做法,有掩人耳目、欲蓋彌彰、徹底脫離干系之嫌,具有規避法院執行的嫌疑,可認定其具有規避法院執行的主觀故意。

  三、規避執行客觀要件的認定

  (一)規避行為實施時間節點的界定

  根據公司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即便公司成為被執行人,法律并不限定公司股東不得依法轉讓股權,并不禁止公司不得依法更換法定代表人及其高級管理人員。但此種法定權益,在當前語境下,一旦超越一定的法律邊界,被相關人員濫用后,即便成為損害他人權益,淪為規避法院執行的工具。但何為正常的民事行權行為?何為規避法院執行的伎倆?兩者之間并未有著一條經緯分明的鴻溝。

  對于涉訴公司的股東及其法定代表人等變動而言,可從行為實施的時間節點上進行把握和區別,即能夠達到化繁為簡、易于辨別的效果。具體來講,就是將執行立案作為一個重要的判定時間節點。在執行立案前,涉訴公司的相關人員所實施的諸如轉讓股權或變更法定代表人等行為,即便其存在有規避法院執行的主觀故意,一般當認定為屬其正常的民事行權行為。對于在執行立案后至執行措施采取前,相關人員所實施的轉讓或變更行為,則應實施嚴格審查,除有充足證據和理由,一般均認定其轉讓或變更行為存在規避法院執行。而對于執行措施采取后所實施的轉讓或變更行為,只要符合上文“規避執行主觀要件的判定”所述,認定其存有規避法院執行的主觀故意的,原則上均應認定其轉讓或變更行為構成規避執行。如果控股股東轉讓股權和辭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為,發生在執行法院對其采取邊控措施或限制高消費之后,而使得其在規避執行的目的性和實施手段的針對性方面,具有高度的吻合性,且未有合理的理由,應當認定其先前所實施的一系列行為構成規避法院執行。

  (二)規避行為有效性的判定

  當事人主觀上雖有規避執行的故意,客觀上亦采取了相應的規避執行措施,但并非其所實施的所有行為都可認定為規避執行。而必須是其所實施的行為與擬達成的規避執行目的之間,具有高度蓋然性,即規避執行行為實施后,若排除反規避措施的介入,其在規避執行效果的達成上應無明顯的法律障礙。若相關當事人雖有規避執行的故意,且實際上也為此實施了相應的規避行為,但由于存在認識上的錯誤等,致使其所實施的行為不可能實現其所追求的規避執行目的的,則不應認定該行為構成執行規避。

  實踐當中,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通常采取了兩種規避行為。一是轉讓全部股權,消除公司股東身份;二是辭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從上述兩個規避執行行為來判斷,消除股東身份的規避行為當為無效規避。因為,我國法律并未規定,以公司為被執行人的案件,法院可對履盡股東義務的股東采取執行措施。故去除股東身份的規避行為,不構成有效規避執行的要件,僅可用做是否持有規避執行主觀故意的輔佐證據。而對于辭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則可認定其構成有效規避執行行為。因為,法院所采取的限制出境措施或限制高消費措施,主要是基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如果所采取的去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從法理上講,致使執行法院失去了對其繼續予以邊控的法律基礎。若排除本案反規避執行措施的介入,單從法律適用和實施層面上推理,去除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行為,一般均會導致執行法院對其后續邊控措施的撤銷,使得其規避執行的目的必然得逞。故依此判定,去除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屬能有效達成規避執行目的規避行為。

  綜上,司法機關在判斷相關行為是否構成規避執行時,當根據不同的規避行為賦予其不同的認定標準。對于以去除特定身份方式規避法院執行的認定而言,當從行為當事人的主、客觀兩方面因素進行評價。就主觀因素判斷而言,當遵循相應領域通常性判斷標準及社會公眾普遍性的認知要求,通過相關當事人的客觀行為反應,來判定其是否存在規避法院執行的目的和主觀故意。就客觀因素判斷而言,當以執行立案為基本時間節點,采取前緊后松的審查標準,來衡量相關當事人是否實施了足以達成規避執行目的的規避執行行為。在相關當事人主、客觀要件均已滿足的情況下,即可認定相關當事人的行為構成規避執行。

  實踐中,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經營狀況并無明顯變化的情況下,轉讓全部股權并辭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有違有限公司人合性常理,可認定其存有規避法院執行的故意。法定代表人在法院對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后,采用釜底抽薪的做法,通過辭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方式,欲使法院先前所采取的限制出境措施陷入無以為繼的境地,其行為構成規避執行,雖其名義上不再擔任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依然成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繼續對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符合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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