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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社會效果內涵探析

2019/11/30 14:56:00 查看:1130次 來源:聶俊

  導言

  (一)選題的背景和思考

  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穩步推進,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司法體制改革平穩展開,公民的法治觀念顯著增強,法治中國新局面初步形成。在法治化進程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法律在社會實際運行中的效果并非盡如人意甚至某些與立法者的初衷產生較大疏離,這無疑會對法律的權威與公信力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局。

  正是針對這一問題,法律的“社會效果”概念被提出,并且受到法學界的持續關注,甚至在20世紀末“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作為一種司法政策被提及與推廣,此后,相關研究的熱度持續走高,大多都是對兩個效果統一的正當性的激烈討論、對兩個效果統一的實現路徑的頭腦風暴,一時間“社會效果”一詞出現的頻次居高不下,成為研究之熱點。

  然而,經過仔細閱讀相關文獻,筆者發現,“社會效果”這一概念雖被頻繁地作為法律實際運作中的衡量指標,但大多沒有對其內涵進行分析與界定,只是將其作為與“法律效果”相對的概念,視為是“法律效果”之外的一切效果,籠統而模糊;甚至有些研究將“社會效果”簡單地等同于“案結事了”、“服判息訟”,簡單而片面。本文的選題正是基于對此問題的思考——法律的社會效果的概念如何界定,其內涵到底指什么,法律在運行中會產生怎樣的社會效果,如何看待這些社會效果等等。

  法律歸根到底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效果也是社會學的專有名詞,若只通過注重規范應用和邏輯推理的法律研究方式來探究法律的社會效果的內涵,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以法律研究法律的方法的局限,因此筆者以為,只有以一個社會學的視角,將法律置于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用社會學的方法進行思考與探究,才能用一種整體性的思維去認識法律作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帶來的影響與改變,才能在此基礎上全面探究與分析法律的社會效果的內涵,提升研究的科學性。

  (二)現有文獻研究

  通過知網、萬方等檢索發現,在當前的眾多文獻資料中,出現了“法律”、“社會效果”等關鍵詞的文章并不鮮見,但內容大都限于在“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司法政策的基礎上,僅將“社會效果”作為與“法律效果”相對的概念,認為二者是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標,直接將社會效果歸為法律效果外的諸多情況或者僅僅視為“案結事了”的代名詞,并不深究到底什么是社會效果的內涵以及法律會產生哪些社會效果。從文章的討論內容來看,大多的研究重點也只在于兩個效果統一的正當性與實現路徑探究,因而性質上多屬于法律研究方法下偏法理的法學研究產物。

  作為一項司法政策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指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末。1998 年 11月 23 日,李國光法官(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在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堅持審判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的要求;1999年 1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民事案件質量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明確要求在民事審判中要將“社會效果”作為具體的考量因素。隨后李國光在《黨建研究》1999 年第 12 期發表《堅持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一文對此進行具體闡述。[1]此后,法學界相關研究不絕如縷,對兩個效果統一的觀點褒貶不一。

  楊仁壽曾對裁判的社會效果進行界定:“社會效果是指法律作用于社會生活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或者說,是指法律所要求實現的社會統制目的”。[2]陳林林教授認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規則之治的優點與功能,以維系秩序與保障權利,‘社會效果’則是基于規則適用結果與最優道德判斷的不一致性,要求適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適用的社會效用”。[3]江必新認為:“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是緊密聯系的一對概念,司法的社會效果問題實質是如何處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社會效果是司法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并指出了在法律之內尋求司法的社會效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4]江國華認為:“社會效果代表社會之于正義的一般理解或判斷,其要義有三:作為社會正義低度基準之‘案結’與‘事了’;作為社會正義低度基準之‘社會認同’;作為社會正義低度基準之‘倫理法則’”[5]等等。

  除了將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一道作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標的文獻之外,有部分學者將對社會效果的探究通過對法律效率的分析進行,把法律效率的概念定義為法律的社會目標與法律作用的現實結果之間的比值,以此表示法律調整的現實結果與人們期望通過法律而實現的社會目標之間的對比關系,且將法律調整人們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作為認定法律作用結果的主要依據;[6]也有學者用法律經濟學的觀點重點分析法律的經濟效用,認為法律制度作為節省交易費用的工具,具有對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在進行制度—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上,設置有利于資源充分利用、效率最大可能發揮的制度,促進效率的提高。[7]可見這些研究的重點都在于具體法律運行的結果而沒有將法律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討論其對社會過程及人們社會生活發生的作用和影響。

  有少部分學者的研究與本文中的社會效果的含義相接近,但是由于年代久遠,對當今時代的可借鑒性相對較低。如林燕萍認為“法律的社會效果旨在考察法律如何由社會因素所決定又怎樣反作用于社會的機制,以探尋解決各種法律問題的社會途徑,使法律與社會體系之間相互適應,達到法律與社會生活的動態平衡,這種研究首先從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中得到啟發”。[8]方宏建則重點關注社會效果的評估,并認為其主要研究三方面內容: 一是客觀的變化與影響,即可能導致的各種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于個人、群體、社區、制度等所能產生影響;二是主觀的反應,即受法律影響的人們對導致的變化和影響所采取的態與行動;三是人們的態度與行動對于法律的實施和行動實施帶來的變化所能發生的影響。[9]可見,兩位學者將“社會效果”作為社會學的專有名詞進行分析與研討,站在社會學的視角進行,雖然與本文有一定相似之處,但都沒有從多方面探究法律的社會效果的內涵與體現,且發表時間過于悠久,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當今社會的現實狀況。

  (三)研究視角與方法

  本文將法律視為一種社會現象,從相關概念的辨析中引入對法律社會效果的思考與界定,進而從靜態與動態兩個角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效果,即靜態的法律與動態的法律作用于社會的機制與影響分別是怎樣的,進行社會效果內涵的探究分析,進一步思考如何使法律與社會體系相適應,以更好地服務于人們的社會生活。

  本文主要運用社會學和法律社會學等相關領域的理論,包括社會學中社會秩序、社會結構等理論,研究方法上也參考了社會學研究中的整體性研究方法和社會觀察分析方法等,針對典型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注重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的結合。

  一、 法律社會效果的相關概念辨析

  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同時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歸根結底是一種社會現象。法律頒布之后,就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存在,不再由立法者掌控,甚至執法者、司法者同樣不能決定法律的實施狀況與實際效果。法律經社會環境的過濾而發生實際效果,法律所產生的實際效果,通常從兩方面來分析——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法律效果是指法律實施帶來的直接的主客觀結果,是法律實施過程中對法律自身產生的影響。比如法律規定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人們的遵守,法律的精神是否得到實現等。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應到法社會學的集大成者龐德關于“行動中的法”的相關論述,“行動中的法”即研究法是如何被適用、遵守、違反或實施的,法是怎樣影響人類行為的。在一定意義上,“行動中的法”就是“書本中的法律”實施后產生的實際結果,即法律效果。

  社會是一個由多種因素多種關系組成并相互作用的復合體,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任何因素的變化發展都會對社會整體產生一定的反作用,進而影響社會整體的運行狀況。法律作為社會的產物,在實際運行中對社會起著巨大的反作用。社會效果就是法律被付諸實踐后對人們社會生活發生的影響,是在綜合分析立法目的、預期結果、實際影響的基礎上,對法律作用于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影響的評估,如是否利于社會秩序和諧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和是否能引領社會進步等等。

  要進一步探究法律的社會效果的內涵,還需要全面地分析其與相近概念——法律實效、法律實現等概念的區別和聯系,并以此為基礎對其概念進行界定。

  (一) 法律實效

  法律的社會效果與“法律實效”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法律實效分析是法律實踐邏輯探究的重要內容,關注社會現實與條文之間的現實差距,重視法律的運行過程與實施結果。瞿同祖曾說:“我們應該知道法律在社會上的實施情況是否有效,推行的程度如何,對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響等。如果只注重條文,而不注意實施情況,只能說是條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動的、功能的研究?!盵10]在這一意義上,法律的社會效果與法律實效內容有相當的重合性與一致性。并且在某些學者的研究當中,法律實效正是通過法律實施結果的視角進行表現的。如郭宇昭將法律實效定義為兩層含義:“一是將法律規范所規定的權利義務轉化為社會關系參加者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的實際行為,使法律規范獲得實現,這是法律實施的法律效果;二是法律的實施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作用,這是法律實施的社會效果。法的實效是這兩種效果的有機統一”。[11]

  由此可見,法律的社會效果是法律實效的一種切入的視角與重要衡量內容,二者內涵在一定程度上相重合。但是,法律實效更多地強調法律的形式與實踐間的差距,體現二者的差異,因而其范圍比法律的社會效果廣泛的多,包括了法律運行、法律實現、法律效力等等多角度的比較,法律社會效果僅僅是其所包含的眾多角度之一。

  (二) 法律實現

  法律實現是法律的規范轉化成了人的實際行為,包括法律的形式規范、社會功能、精神價值在社會生活中全面得到實現。[12]因此,法律實現僅指法律的正面效果,是法律運行與實施后的理想狀態。

  法律的社會效果與法律實現概念之間有一定的聯系,二者都關注法律作用于社會的結果,但法律社會效果的外延則更加寬泛,不僅限于正面的社會效果,還包括負面的社會效果,甚至包括了中性的即不產生任何影響與改變的社會效果。

  可見理想的法律社會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法律實現,但社會效果是一個全方位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法律實現,其中負面的社會效果是尤為值得我們關注與進行原因分析的重點,是更好地實現法律的理想社會效果、達到法律實現的必由之路。

  二、 法律社會效果之多視角分析

  上文已述,本文意義上的“法律的社會效果”,就是指通過法律實踐邏輯探究法律,在實際中法律的整體與各個環節對社會以及社會成員的作用結果,包括正面負面以及中性的實際影響。

  (一) 靜態的視角

  1. 法律之于社會秩序

  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龐德認為,法律是社會控制的手段,尤其在是16世紀之后,法律已經取代道德和宗教,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從法律的階級屬性來看,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而維系固有的統治秩序與保持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本就是法律與生俱來的責任與使命。

  在法律實際運行對社會的作用與影響中,穩定社會秩序是法律最為直接的社會效果之一。結合我國的法律實踐來看:首先,法律通過對利益的調控定紛止爭。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關系的復雜化使得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與日俱增,法律通過對社會中的利益關系加以選擇,對特定的利益予以承認或拒絕來平衡利益沖突,平定糾紛爭議,維系基本的秩序格局;其次,法律通過規定權利與義務維持社會穩定。法律以權利義務的形式為人們提供了可為、應為、勿為的行為模式,將人們的行為可預期化,降低了潛在的風險,人們在規范內活動使得社會秩序穩定而堅實;最后,法律通過懲罰犯罪規范人們的行為。法律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針對越軌行為、違法行為,法律在國家強制力的保障下制裁犯罪主體,發揮法律的強制作用,使得被打亂的社會秩序歸于安定,同時震懾其他社會成員,保證法律規范得以自覺地被遵守。

  但單純的秩序穩定并非總是良性社會效果的體現,一味地求穩而無視事實真相與法律精神,無疑將對社會整體產生負面影響。比如眾多的冤假錯案根源于維穩第一的政策與權力運作模式,為了息事寧人采用“命案必破”的錯誤觀念與刑訊逼供的偵查手段,最終形成無辜者被冤枉而罪魁禍首逍遙法外的惡果。如佘祥林等人的遭遇就根源于片面追求破案率與社會穩定性的大局觀,是法律不良社會效果的典型受害者。

  2. 法律之于社會系統

  法律的終極目標就是推動社會整體的進步,通過對社會各領域起作用來影響整個社會系統。

  從經濟角度看,經濟分析法學的效益觀認為法律制度是節省交易費用的工具,促進資源合理配置,促進效率的提高。并通過預防和解決交易中的問題與風險,保障當事人的交易安全,實現自由交易、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的高效率高質量發展。但是也應該認識到,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規范中,法律移植的“水土不服”問題仍然存在,這無疑對經濟的良性運行與效率提升有害而無益。

  從法律對文化的作用來看,法律與道德、習俗、宗教都是社會規范的表現形式,但法律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因此,當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存在沖突之時,法律理應首先被遵循,以此解決道德等的分歧與主觀性,使得人們的行為與評價相對統一而可預期。因此,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甚至改變固有的習俗、道德因素,從等級觀念到平等觀念的轉變就是典型的表現。但有時,若法律背離習俗、違反道德,法律的積極效果也難以實現。比如美國的禁酒令、我國偏遠地區閉塞的鄉村中法律不能發揮其應有的解決糾紛的功能,都說明了法律雖然可以作用于文化領域,但卻不能脫離于文化因素“獨善其身”。

  從公共利益角度看,法律通過公共事務的處理實現對公民利益的保障。首先,法律諸如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社會救濟法等法律,注重對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通過對社會問題的解決,維護社會公平。其次,在自然環境等領域,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法規的完善對環境資源保護起到毋庸置疑的關鍵影響,對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在科教文衛等領域,法律同樣是巨大的推動力,如國家通過將接受教育規定為一項義務,使得教育水平與居民受教育程度得到質的改變??梢?,法律在公共事務領域同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功能,通過促進公共事務執行,實現對資源環境的保護以及弱勢群體的保障,提升社會公平正義,推動社會良性運行與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二) 動態的視角

  法律從動態的角度分析,可以分為立法、執法、司法三大領域。因此對法律的社會效果的分析亦可以從此三個方面著手,動態地認識社會效果的內涵。

  1. 立法的社會效果

  立法即法律的制定,立法從源頭上作用于社會生活并對其產生相應的影響。如我國仍存在大量農村地區屬于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這是我國長久以來的國情?,F實中很多法律規定與鄉土社會的鄉規民約并不相符,內容上看與鄉土社會的實際生活貌合神離,甚至有些存在矛盾之處。在這種立法狀況下,鄉土社會的人們通常不將法律作為解決糾紛的第一選擇,法律存在有名無實;即使訴諸法律途徑,法院也按照法律的規定公正地審判,亦無法取得契合實際令人滿意的效果,反而使穩定的人際關系失衡不利于長遠的相處與發展。

  再如針對我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城鄉二元體制,城鄉經濟、文化等差異依然較大的國情,許多立法考慮了城鄉的差異。如交通事故的賠償標準等法律文件的頒布施行,使得在同一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因城鄉背景不同獲得差額巨大的損害賠償,這使得“同命不同價”現象引發社會各界持續而廣泛的討論,有人認為這不利于實現公平正義,也有人認為這是從實際出發的權宜之策。此般立法一方面使得賠償問題有標準可循,另一方面也引發了人們心理層面上對法律公平的反思。

  可見,立法的社會效果雖然很難從各方面一一列舉,但共同之處都是立法是否符合國情民意、是否順應社會發展潮流,進而作用于社會后是否得到人們的遵守與信服,是否在實際上增強了法律的權威與公信力等等。

  2. 行政執法的社會效果

  在行政執法方面,我國已經達到了有法可依的條件,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譬如有一些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權力本位意識濃厚,重政治輕法律、重實體輕程序、以罰代法、以權壓法等現象普遍存在,這使得科學的立法在實際執行中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有些執法人員借助輿論的力量以權壓法,干預司法審判,為了部門利益或個人利益“釣魚執法”,以及某些“權力綁架司法”的現象使社會的公平正義與法律的權威受到威脅?!懊副仄啤本褪窃诰S穩的巨大壓力下的錯誤導向,片面追求破案率與穩定社會情緒,反而使得冤假錯案頻現,法律的懲惡揚善功能受挫,而對社會的良性運行產生負面影響。

  當然,行政執法過程中雖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們不能因此磨滅良性的執法對社會發展產生的積極推動作用。法治政府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執法的科學性、民主性與透明度,公民的監督與參與比重不斷提升,權力運作日益規范化,法律因此得以落實實施,公民的利益與訴求得到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在此基礎上得以更好地實現。

  3. 司法的社會效果

  司法是法律最為重要的一環,法律的社會效果主要體現為司法的社會效果。張忠斌曾對司法的社會效果作出一個較為嚴格的厘定:“司法的社會效果主要體現在司法對社會的推動和社會對司法活動的認同性。即通過嚴格司法,使法的價值得以實現,在全社會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從而達到解決糾紛、穩定社會之目的,建立一種法律秩序”。[13]

  而在實際的司法審判的過程中,卻大量存在著以“案結事了”為終極目標的審判,并將此等同于司法的社會效果而心安理得地進行追求。如季衛東先生認為,中國判決的實質正義的參照系是公議和輿論,判決的正當性要“過得鄉場、過得官場”。[14]此外,和諧司法的指示也要求司法為人民服務,甚至群眾的滿意度被作為法官績效的衡量指標。因此法官在審判過程中不得不衡量哪種裁決方式更能平息紛爭、哪種判決對自己更有保障,哪方當事人的社會危害性更小等等,甚至考慮的比重超越了對事實與法律的衡量。此類判決與當事人法院鬧事、訴諸媒體、借助輿論乃至恐嚇法官的行為形成惡性循環,不斷挑戰法律的權威。但同時,不能因為存在著“輿論綁架司法”的危險就遏制輿論的發聲。不久前備受關注的于歡案根據判決書載明的事實,入罪是沒有問題的,問題主要在情節的認定和量刑上,筆者以為有些言論動輒說媒體偏頗、民眾盲從的法律精英思維并不值得贊賞,因為民眾以樸素的正義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本就是言論自由的一方面,畢竟法律也是民眾意志的體現,民眾信服亦是法律產生良好社會效果的重要基礎。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既要警惕“輿論綁架司法”的怪圈,又要充分傾聽民眾樸素正義觀的表達,讓法律在司法層面發揮出良性的社會效果。

  因此,司法的社會效果不是簡單地服判息訟與案結事了,不是越過法律追求社會關系的和諧與穩定,更不是犧牲公平正義換來的息事寧人的效果。當今中國,法官守護法律、依法裁判才是實現司法良好社會效果的路徑,只有堅守規則之治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實現法律對社會的促進作用,讓人民群眾真正服判息訟相信法律權威,推動法治水平的提高與社會整體的良性運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的社會效果。

  三、 結語

  “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作為一種司法政策被提出后,相關研究熱度一直居高不下。但大都在法理的層面上討論兩個效果統一的正當性問題,對何為法律的社會效果很少有文章進行探析。筆者正是對此進行了相關思考,并運用社會學的方法與視角進行梳理,從靜態的法律、動態的法律兩個大的角度入手,既將法律作用于社會秩序、作用于社會系統各層面的效果進行分析,又結合法律運行中立法、執法、司法等的關鍵環節細化地看待法律的社會效果,并將正面負面的影響都考慮在內,進而進行了關于如何減少與避免法律不良社會效果的發生的反思,得出在法律之內追求和諧穩定、發展進步的社會效果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的社會效果的結論。此外,雖然法律的社會效果并不等同于司法的社會效果,但后者是前者的晴雨表,司法是法律實現最為關鍵的環節,司法社會效果的提升與優化將直接地促進法律良好社會效果的發揮,真正實現法律對社會系統各方面的促進作用,保護公民權益,促進公平正義,推動法治水平的提高與社會整體的良性運行,從而助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1]論及該問題的司法文獻見 1999年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民事案件質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1999]231號);李國光:《中國民事行政審判的回顧與展望》,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4 頁;李國光:《認清形勢,統一認識,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努力開創民事審判工作新局面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司法保障》(2000年12月9日)。

  [2]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三民書局1986版,第164頁。

  [3]陳林林:《論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載《求是學刊》2012年3月第39卷第2期。

  [4]江必新:《在法律之內尋求社會效果》,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3期。

  [5]江國華:《審判的社會效果寓于其法律效果之中》,載《湖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6]胡衛星:《論法律效率》,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3期。

  [7]王曉娣,趙湘英:《試論法律的效率》,載《江西社會科學》《法學研究》2000年第12期。

  [8]林燕萍:《淺談法律的社會效果》,載《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6期。

  [9]方宏建:《社會學應用:社會效果評估》,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

  [10]瞿同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11]郭宇昭:《社會主義法的基本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頁。

  [12]郭星華:《法社會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頁。

  [13]張忠斌:《關于司法的社會效果內涵之評析》,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3年2月總第71期。

  [14]季衛東:《中國司法的思維方式及其文化特征》,載《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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